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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章 大汉国思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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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/>     “我们黑旗军在南洋建国,不是为了自己享乐!不是为了贪图南洋的金矿!而是为了数十万华人同胞能更好生存!”曾纪泽知道陈金声在试探自己,便说:“治国,不只是儒家说的‘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’那么简单,不然现在中国也不至于处处被动挨打。治国如同种一棵参天大树,无论多少茂盛的枝叶多么粗壮的树干,都得根基牢固,这个根基就是治国思想。古希腊有柏拉图的‘哲学王治国’及亚里士多德的‘法治’,近代有英格兰的君主立宪、美利坚的‘共和宪治’。神权、君权、民权依次登台,乃是社会大潮。中国文化和治国思想其实算是早熟的,从最初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,各种治国思想不断演化,先秦诸子百家,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……争奇斗艳,威武如大秦,强盛如汉唐,富裕如大宋,如今清廷孱弱,绵延千年一朝不如一朝,一代不如一代,究其原因,上层统治者只知道愚弄百姓,不开民智,下层百姓只求本能地生存下去,原本强民建国的治理变得一味奉君愚民,使越来越多汉民文不能目不识丁,武不能上阵杀敌,只能做一守份的奴才愚民,国将不国民将不民,吾以为,当代强国富民之道,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,练新兵强天下之势,兴教育启万民之智,变旧法成天下之治。”

    曾纪泽对陈金声侃侃而谈,表示作为大汉国的国民,第一件事,要新风气,应该剪辫子,再蓄发,换上汉服,恢复汉人的精气神,这看似小事,但对一国之认同,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

    曾纪泽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,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,中国传统儒家思想,对外部世界的深闭固拒和僵化反应,导致中国近代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。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、文化与环境条件存在着“东西二化,绝然悬殊,人心风俗,不可卒变”的巨大差异,并且,他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,力求最终寻找实现民权政治。他表示,“忠勇爱国”、“守法”、“保护私产”、“孝顺”、“科学”、“诚信守约”、“礼义廉耻”这些基本的思想共识,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,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,应该形成共识,成为大汉国的新思想。

    “龙总长英明!国无思想不立!”听到这,陈金声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,对曾纪泽佩服之至,开了口,道:“吾亦以为,新大汉国可效仿先秦儒家思想,以仁、智、礼、义、孝为中心,摒弃宋朱文理后的扭曲后儒,倡导对民仁、对长孝、对子亲、对友义,博爱、厚生,诚实、守信,革故、鼎新,走法治之道。在教育部门开办新式学校、技校、夜校,培养应用人才。”

    治国思想确定下来了,剩下无非是辅之治民政策。

    陈金声继续说:“管理数十万甚至上百上千万的人民,与管理数百人的公司或几千人的军队不同,也得讲究方法。纵观中国古代治民,无非分民为士农工商四民,不妨法律规定,华人中四民皆平等,政府稳定农业发展,推广以先进技术解放农业劳动力,促进产业工人的转变,改变工匠的奇淫技巧地位,引导自由商业经济,培养有责任心的工商实业家。我愿意效力,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商人团结到新大汉国,很多华侨都热衷捐款捐物给殖民者,不过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家园,现在大汉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家!”

    曾纪泽说:“这样太好了,有了陈公和诸位华商的帮助,大汉国一定能在南洋地区立稳脚跟,发展壮大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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